王安石对李白评价不高。王安石曾这样说，“李白识见卑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在编《四家诗选》时，有一个排序是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把李白放在最后一位。李白为什么能入选呢？王安石给出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是“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其二是“然其材豪俊，亦可取也”。

进入2026年，古籍数字化的速度越来越快。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有关平台公布的数据表明，已有超过6万部数字化古籍免费开放。
过去藏在书库里的材料，如今用手机就能查看。但古书越容易传播，一些经过改写的名言也越容易脱离上下文，被当成确定无疑的历史结论。
“王安石看不起李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网上流传的文字常写成“李白识见卑下，十句诗有九句离不开女人和酒”，读起来很像王安石亲自下过的一纸判词。可认真追查便会发现，这句话并不见于王安石现存的文章和诗集中。
较早保存这段话的是宋代诗话材料。胡仔编写《苕溪渔隐丛话》时，转引《钟山语录》称，王安石认为“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原文是“污下”，后来才逐渐被改写为更顺口的“卑下”；“十首九说”也被说成了“十句九句”。一字之差，意思看上去变化不大，史料性质却不能混在一起。
王安石本人留下的文字，和后人记录、转述的谈话，可信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何况宋人自己对这段话也有怀疑，并不是到了今天，人们才发现其中存在问题。
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直接提出：“恐非荆公之言。”他的理由很实在：李白诗里写酒确实不少，但与陶渊明等诗人相比，并没有多到离谱；至于写妇人的作品，也远远达不到“十首九首”的程度。

陆游认为，这更像不熟悉李白作品的人故意说重话。所谓《四家诗选》的排名，同样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部书收录杜甫、欧阳修、韩愈和李白的作品，完整传本后来没有保存下来。后人看到四家的排列次序，便认定王安石把杜甫放在最高位置，把李白压在最后。
但《王定国闻见录》留下了另一种说法，黄庭坚曾问王安石，外界都说他认为韩愈、欧阳修高于李白，是否确有其事。王安石回答，并非如此，当时是书吏按照拿到诗稿的先后顺序编排，原本没有高低之分。
两条宋代记录摆在一起，问题就出现了：一条说王安石确实有意把李白排在最后，另一条却说顺序只是偶然。今天已经很难断定哪一条完全可靠。
因此，把《四家诗选》直接称为王安石排出的“诗人排行榜”，并不严谨。不过，即使那段批评真的出自王安石，也不能简单理解成他完全否定李白。
恰恰相反，李白能够进入四家之列，已经说明王安石承认他的分量。王安石说李白“材豪俊，亦可取也”，不是随口安慰，而是承认李白的才气雄健奔放，具有别人难以替代的力量。
真正拉开两人距离的，是对诗歌作用的不同理解。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文章应当“务为有补于世”。

在他眼中，文学不能只供人欣赏，还应当对社会风气、现实生活和国家治理有所帮助。语言再华丽，若没有实际内容，也只是器物表面的花纹。
按照这种标准，杜甫显然更合王安石的心意。杜甫写战争中的百姓，写赋税、饥饿、离乱，也写个人命运与时代兴衰的联系。
诗歌到了杜甫手中，不只是情感表达，还具有记录现实、反省社会的作用。李白的写法完全不同，他喜欢把个人抱负、山河景色、友情离别、神仙幻想和生命感受一起写进诗里。
情绪一来，语言奔涌而出，像大江突然冲开峡谷，王安石承认这种才华，却未必认同这种以个人感受为中心的表达方向。然而，说李白只会写女人和酒，显然经不起作品检验。
《古风》中有对现实的批评，《丁都护歌》写劳动者的艰辛，《战城南》写战争的残酷，《蜀道难》不只是写山路，也包含对局势的忧虑。《登金陵凤凰台》更把个人失意和长安政治联系在一起。
王安石或者记录他话语的人，使用“十首九说”这种表达，本来就不是在做数量统计，而是在加强批评语气。古人议论人物时，也会用夸张的话突出立场。
若把这种话当成精确数字，再反过来评价李白的全部创作，结论自然会偏离事实。李白进入永王李璘幕府，是后世批评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于公元756年任命永王李璘负责江淮地区事务。李白后来接受征召进入幕府，并写下《永王东巡歌》。
公元757年，永王兵败，李白受到牵连，入狱后又被判流放夜郎。从结果看，李白的政治判断确实出现了严重失误。
朱熹后来批评他看到永王起兵便跟从，认为文人处事缺少清醒判断。但李白当时是否清楚唐朝内部的权力冲突，是否明知永王将与唐肃宗对抗，史料并不能给出完全确定的答案。
这件事可以说明李白并不擅长复杂政治，却不能用来抹去他的诗歌成就。朱熹一面批评李白处事糊涂，另一面又称赞李白并非不讲法度，而是能够“从容于法度之中”。
这与王安石的态度很接近：对人的选择有所保留，对诗的天才仍然承认。李白写“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王安石后来写“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