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名身患重症的孕妇正要进行手术，林巧稚拦下做手术的医生，说：让她出院吧。

 
一名叫董莉的孕妇，正躺在推车上准备进入手术室。她患上了重度宫颈病变，情况极其凶险。


按当时的常规医疗原则，面对这种随时可能恶化和转移的病灶，必须立刻进行子宫切除手术。


可是，一旦动刀，董莉腹中已经成型的胎儿就保不住了。董莉的丈夫站在走廊里，手里紧紧捏着手术同意书，整个人抖得像片秋风里的叶子。


签下字，妻子活命，但他们的孩子没了；不签字，妻子随时可能大出血或是走向更坏的结局。


就在主刀医生准备将董莉推向手术室的关键时刻，一位头发花白、身形瘦小的老太太快步走来。她伸手拦住了推车，语气不容置疑：“让她出院吧。


说话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泰斗林巧稚。

主刀医生愣住了，董莉的丈夫更是如遭雷击。让一个重症孕妇出院？这不等于放弃治疗吗？


林巧稚瞥向众人满是惊愕的目光，并未多做解释，只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斩钉截铁地重复道：“出院，回家养胎。””


这一句话，在当时无异于一场豪赌。林巧稚究竟在赌什么？


要讲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先回到董莉求医的那段煎熬日子。


1964年，董莉怀孕了。这对结婚多年一直盼子心切的夫妻来说，是天大的喜事。然而，喜悦没维持多久，怀孕初期，董莉开始出现不规则出血。


在那个医疗条件相对有限的年代，孕妇见红往往被视为流产的先兆，但伴随着下腹隐痛，董莉心里隐隐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


当地医院检查后，发现了宫颈处的严重病变。医生们的表情变得凝重，给出的建议出奇地一致：为了大人的安全，必须尽快终止妊娠，切除子宫。


对于一个女人、一个期盼孩子已久的母亲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董莉不甘心，丈夫更不甘心。


他们打听到北京协和医院有全国最好的妇产科，便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千里迢迢赶来，挂上了林巧稚的号。


林巧稚接诊了董莉。她仔细翻阅了病历，又亲自为董莉做了检查。指尖触碰到的宫颈质感，以及巴氏涂片检查报告单上那几个刺眼的字眼，都指向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宫颈病变高度可疑恶性。


协和医院迅速组织了专家会诊。按照当时的医学规范甚至是铁律，碰到这种高度怀疑宫颈癌的孕妇，唯一的正确做法就是切除子宫及附件，既要扫除病灶，又要防止大出血。


任何一个医生，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保守，一旦肿瘤扩散，孕妇的生命将万劫不复，医生也会面临巨大的医疗事故风险。


没有人敢冒这个险。这不仅仅是医术的问题，更是责任的问题。主刀医生拿不定主意，与会专家也大都倾向于手术。


可是，林巧稚却迟迟没有在手术单上签字。一连几天，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复调阅董莉的各项病理切片和检查报告。


她脑子里一直在回放检查时的细节。她注意到，董莉的宫颈虽然病变严重，但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与典型的宫颈癌并不完全一致。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


林巧稚脑海中浮现出一种极为稀有的生理现象妊娠期宫颈蜕膜反应。


在怀孕期间，由于体内激素水平的剧烈变化，孕妇的宫颈黏膜有时会发生类似蜕膜样的改变。


如果是蜕膜反应，切除子宫就是一场不可挽回的悲剧。


但问题是，在1964年的医疗条件下，仅凭有限的涂片和肉眼观察，没有任何人敢拍着胸脯保证，这到底是真的癌，还是假的癌。


林巧稚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按常规做手术，大人保住，孩子牺牲，自己作为医生万无一失；


或者，赌那万分之一的可能，保住孩子，但一旦赌错，不仅孩子保不住，连大人的命也得搭进去，自己一生的清誉也将毁于一旦。


这是一个深夜，林巧稚在灯下闭上了眼睛。在她的从医生涯中，病人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病历，而是活生生的人。


“如果不是癌，切掉子宫，我们就是罪人。


第二天，便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林巧稚力排众议，拦下了推车，要求董莉出院。


董莉的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别的医生都催着动刀，怎么这位大名医反倒让出院？他语无伦次地问：“林大夫，出院……出了院瘤子怎么办？我爱人她……”


林巧稚看着眼前这个快要崩溃的年轻男人，用一种极其温和却又充满力量的声音说：“你相信我，她肚子里的孩子能保住。”


男人愣了很久，最终，他在林巧稚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笃定。他抹了一把脸，点了点头，带着妻子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董莉夫妻来说是度日如年，对林巧稚来说又何尝不是？背负着沉重压力，亲赴董莉家中随访。有同行劝她不要玩火，她只是沉默不语。


终于，到了预产期。林巧稚亲自在手术室守候，为董莉接生。


但这还不是最后胜利的时刻。


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正如林巧稚所料，随着胎盘娩出，体内孕激素水平骤降，董莉宫颈上的病变组织开始自行萎缩、消退。


各项复查指标均显示，那根本不是恶性肿瘤，就是一次罕见的妊娠期宫颈蜕膜反应。



信息来源：林巧稚：用一生践行医者仁心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