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的第一性原理：增量枯竭之后，人往哪里去

一个被反复误读的问题

关于内卷，最流行的解释是“人太多”。这个解释看起来自洽：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竞争必然激烈。沿着这个逻辑，只要人口减少，竞争自然会缓和。这个推论听起来顺理成章，但它经不起最基本的事实检验。

韩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4年总和生育率约0.75，幼儿园改成了养老院，学校批量关停，适龄未成年人口十年间减少了五分之一。按照“人少就不卷”的逻辑，韩国应该是最不卷的社会。但现实恰恰相反：韩国一年有60来万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比例接近一半，教培行业在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反而逆势增长了60%。日本18岁人口从1992年的205万降到2025年的109万，三十多年腰斩，企业在招聘会上对着毕业生90度鞠躬抢人，但这并没有让日本社会摆脱“低欲望”的长期困局。

中国国内也有一个微型样本。鹤岗人口十年减少了16万，房价跌到全国倒数第一，但当地普通岗位月薪只有1800到2500元，就业机会稀缺到“根本躺不平”。

人口减少并没有自动消解内卷，在某些条件下，它甚至让内卷变得更加残酷。 这说明“人多”只是一个表面变量，真正的因果链条藏在更深的地方。

一、第一性原理：内卷的定义性特征

要找到内卷的根本原因，必须先剥离掉所有关于内卷的具体描述——加班、学历军备竞赛、价格战、同质化竞争——回到一个不可再分的基本命题。

内卷的定义性特征是：竞争发生在一条无法创造新增量的赛道上，参与者投入的增加不带来整体收益的增加，只带来分配格局的重新洗牌。 有论者把这个逻辑说得极其清晰：“内卷之所以是内卷，不是因为竞争激烈，而是因为竞争的场域被锁死了，新增价值的通道被堵住了，所有人只能在同一个存量里互相搏杀”。另有分析指出，内卷的本质不是人口与资源的绝对稀缺，而是社会整体创造力枯竭导致增量创造停滞，令社会从“做大蛋糕”转向“争抢碎屑”。

把这个定义拆到最底层，内卷的形成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增量创造停滞。 没有新的产业、新的市场、新的价值空间被打开。所有人争夺的是一个已经定型甚至正在缩小的蛋糕。

第二，竞争标的同质化。 所有人追逐的是同一套评价标准下的同一批资源——同样的学历、同样的岗位、同样的晋升通道。如果竞争标的多元，即使增量停滞，参与者也可以分散到不同赛道，不会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

第三，退出成本极高。 参与者无法低成本地退出竞争。退出意味着失去已有的积累、社会身份和生存保障。当退出比继续内卷更痛苦时，理性选择就变成了“继续加码”。

这三个条件共同构成了内卷的“锁死结构”。人口数量影响的是参与竞争的“人头数”，但它不改变这个锁死结构本身。 只要增量停滞、标的同质、退出无门，即使参与者从一千万降到五百万，剩下的五百万人依然会在同一条赛道上以更高的强度互相踩踏。

二、增量枯竭：四重约束如何堵死了“做大蛋糕”的通道

增量创造停滞是内卷的第一块基石。但“增量停滞”本身也需要被解释——为什么增量通道会被堵住？

2.1 技术周期的约束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内卷式竞争是“资本无限增殖的强制驱动与价值实现空间相对萎缩的矛盾”的产物。资本要求持续扩张，但当技术周期进入平台期、新的价值空间尚未打开时，扩张只能从“创新开拓”退化为“存量绞杀”。

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引进、人口红利和全球化市场三重增量。当这三重增量同时放缓，经济系统从“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就成为结构性趋势。供需失衡是内卷式竞争的基础性诱因——“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但能够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的群体占比相对下降，使得需求端增长乏力”。供给在扩张，需求在收缩，中间的空间被挤压，竞争自然向内塌陷。

2.2 分配结构的约束

增量创造出来之后，还有一个“增量流向谁”的问题。如果增量集中在少数环节，大多数参与者感受到的仍然是“没有增量”。

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50%—55%的低位。劳动报酬被压低，直接后果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业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这意味着，即使经济在增长，普通劳动者从增长中获得的份额也在相对缩小。当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赶不上产出增长时，他们感受到的不是“蛋糕在变大”，而是“我分到的份额在变小”。感知到的增量枯竭，与实际的增量枯竭，对内卷的驱动效果是相同的。

2.3 制度壁垒的约束

增量的通道是否开放，还取决于制度是否允许资源自由流动。

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以规模为导向，催生了“政策洼地”式的招商引资竞争。一些地方政府“通过隐性壁垒、地方保护、歧视性准入门槛或不当补贴干预市场，人为制造‘政策洼地’，扭曲竞争信号，助长一些企业‘政策套利’而非‘创新获利’的倾向”。当企业可以通过政策套利获得利润时，投入研发、开辟新市场的激励就减弱了。市场被分割成一个个地方性的“小蛋糕”，每个小蛋糕内部的企业都在同质化竞争，而不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通过创新做大蛋糕。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内卷式竞争的关键诱因是“行政性壁垒过高而市场性壁垒过低的结构性矛盾”。行政壁垒把市场切碎，市场壁垒过低则意味着谁都能进入同一个赛道，进入者越多，同质化竞争越激烈。

2.4 认知与教育的约束

最深层的约束，是人的认知和技能的同质化。

教育体系长期以标准化考试为核心评价标准，“人才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出了问题”，“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必然导致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学历的信号功能在膨胀中失灵，用人单位不得不把门槛抬升到硕士、博士，引发“无止境的学历军备竞赛”。当所有人的技能结构、知识结构、甚至人生路径都被同一套标准塑造时，他们进入市场后就只能争夺同一批岗位。教育同质化生产出了同质化的竞争者，而同质化的竞争者天然倾向于在同一条赛道上内卷。

更关键的是，AI正在抽空这套标准化教育赖以成立的前提：“年轻人还在被教育系统逼着为旧门票内卷，可门票本身正在贬值”。当旧赛道的价值在缩水，而新的能力结构尚未被系统性地培养出来时，内卷就从“争抢存量”升级为“争抢正在蒸发的存量”。

三、同质化竞争：为什么“赛道锁死”比“人多”更致命

增量枯竭解释了“为什么没有新蛋糕”，同质化竞争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挤在同一张桌子上”。

内卷式竞争的典型特征是“竞争同质化与手段内耗性、路径依赖与自我固化、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每个参与者都知道，继续加码的边际回报在递减，但没有人敢先停手，因为先停手的人会立刻被淘汰。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合作（共同减速）是集体最优解，但在缺乏信任和协调机制的条件下，个体理性选择是继续加码。

同质化的根源不在道德层面，而在能力结构和评价体系的单一性。当一个人的技能只能在特定赛道上被定价，当一份学历只能在特定类型的岗位中被认可，当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只能通过特定路径获得，他就失去了“换一条路走”的可能性。退出选项的匮乏，是同质化竞争得以维持的心理基础。

韩国的案例把这个逻辑展示得淋漓尽致。少子化让总体学生规模在减少，但“整个韩国社会高度竞争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教育竞争反而从“单一的标准考试”升级为更加依赖家庭资源与人脉的“多维竞争”，极端的教育内卷还在向学龄前延伸。人少了，但赛道没有变多，竞争标的没有分化，于是剩下的人把竞争强度推到了更高的水平。

四、人口减少：一个慢变量、结构变量、非充分变量

回到核心问题：人口减少能解决内卷吗？

4.1 时间维度的错配

人口减少是一个以“代际”为单位的慢变量。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792万，这些孩子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十几年之后的事。而当前劳动年龄人口依然保持在8.5亿以上的庞大基数，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到1270万，再创历史新高。即使出生人口从现在的水平继续下降，未来十到二十年内，劳动力供给的存量依然巨大。用一个人口学上的远期趋势，去回应一个当下正在发生的竞争压力，在时间维度上就是错配的。

4.2 结构而非总量的视角

人口减少真正改变的是劳动力总量，但内卷的强度取决于劳动力结构与岗位结构的匹配程度。“传统人口红利消退的核心症结，并非劳动力总量不足，而是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错配——低效劳动力供给过剩，适配性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如果教育体系继续生产同质化的毕业生，而产业升级创造的岗位需要的是异质化的复合能力，那么即使劳动力总量减少，结构性错配依然会让大量劳动者挤在少数“适配”的岗位上内卷。

AI的介入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AI对初中级白领岗位的替代效应已经显现，“销售、商务、品牌及部分互联网初级技术岗位需求下降”。与此同时，AI也在创造新的岗位——“复合型闭环岗位成为就业市场的最大新增特征，同期市场约有2100万个岗位由任务重组而生”。但新岗位要求的能力结构与旧岗位截然不同。如果劳动者的能力转型速度跟不上岗位结构的变化速度，人口减少带来的“人头红利”就会被结构性失业和结构性内卷抵消。

4.3 国际经验的正面与反面

韩国的反面案例已经说明，在竞争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减少不会自动降低内卷强度。日本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参照：年轻人减少确实让企业在招聘市场上放低了姿态，但日本社会长期陷入的“低欲望”状态——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奢侈——本质上是一部分人选择了“退出竞争”而非“改变竞争” 。退出确实降低了个体的竞争压力，但它不是内卷的解决，而是内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向上的通道被堵死，人们退回到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竞争从“争抢更多”退化为“避免失去”。

鹤岗的案例则从反面提示了另一个陷阱。人口收缩确实让房价跌到了极低水平，但就业机会的同步萎缩让“低房价”失去了意义——月薪1800到2500元的工作机会稀缺，外来者“根本躺不平”。人口减少如果不伴随新产业的进入和新价值的创造，只会让一个地区从“高竞争的低水平均衡”滑向“低竞争的低水平均衡”——表面上不卷了，但所有人的处境都更差了。

4.4 一个必要的区分：内卷与竞争

这里需要做一个关键区分。减少人口可以减少“竞争的人数”，但不能减少“竞争的强制性”。 只要优质资源（好工作、好教育、好医疗、好居住环境）的供给增长速度慢于需求，竞争就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人口减少可能让竞争从“一百个人抢十个位置”变成“五十个人抢十个位置”，但如果那五十个人的技能结构完全相同、评价标准完全相同、退出选项同样匮乏，竞争强度不会线性下降——它只会以更精致、更隐蔽的方式继续。

真正让内卷缓解的，不是“人变少”，而是“每个人可以走的路变多”。而“路变多”取决于增量创造、制度开放和能力分化，不取决于人口数量。

五、什么才能真正松动内卷的锁死结构

如果内卷的根本原因是增量枯竭、同质化竞争和退出成本高昂，那么解决方案就必须同时作用于这三个维度。

5.1 创造增量：从“分蛋糕”回到“做蛋糕”

增量创造的核心不是“刺激”，而是打开新的价值空间。技术突破——尤其是AI、新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产业化——是增量最直接的来源。但技术本身不自动等于增量，它需要制度环境把技术转化为可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推进，本质上是在拆除阻碍增量流动的行政壁垒：打破地方保护、清理歧视性准入门槛、让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配置。当企业可以在更大的市场中竞争，而不是在分割的地方市场中同质化内耗时，创新的回报才会超过政策套利的回报。

5.2 分化赛道：让评价体系和能力结构多元化

同质化竞争的解药不是“让所有人更努力”，而是“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被定价”。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从单一分数标准转向多元能力评价——是长期的基础工程。2026年高校分类改革的推进，方向正是打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单一赛道结构。在就业端，AI催生的复合型闭环岗位、强现场岗位、决策型岗位，正在形成不同于传统白领和蓝领的新赛道。当一个人的技能可以在多个不同场景中被定价时，他就不再被锁死在某一条赛道上。

5.3 降低退出成本：让“不卷”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内卷的维持依赖于“退出比继续更痛苦”的恐惧。降低退出成本，意味着完善社会保障、拓宽职业转型通道、减少对“非标准路径”的制度性歧视。当一个人可以从容地离开一条过度竞争的赛道而不至于失去基本生存保障时，他才有可能做出“不继续加码”的理性选择。这需要分配制度的调整——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者在退出某一条赛道时不至于陷入生存危机。

5.4 人口政策的位置

人口政策当然重要，但它的作用是长期的、结构性的，而非短期的、总量性的。生育支持政策可以缓解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它不能解决当下的增量枯竭和同质化竞争。如果人口减少的同时，增量通道继续堵塞、评价体系继续单一、退出成本继续高企，那么减少的人口只会让内卷的参与者在更少的选项中以更极端的方式竞争。人口是一个乘数，它放大或缩小内卷的规模，但不改变内卷的方向。

结论：内卷的敌人不是“人多”，是“路少”

回到第一性原理。内卷的根本原因可以压缩为一个命题：当社会无法持续创造新的价值空间，而现有价值空间的分配规则又将大多数人锁定在同质化的竞争标的上时，竞争就会从“开拓”退化为“踩踏”。

人口是这场踩踏的参与者数量，不是踩踏发生的原因。韩国的低生育率与高内卷并存，日本的年轻人减少与低欲望社会并存，鹤岗的人口收缩与就业枯竭并存——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人口减少不会自动解决内卷，它只是把内卷从“人多时的显性踩踏”变成“人少时的隐性困守”。

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那三个锁死条件：让增量重新出现，让赛道重新分化，让退出不再意味着坠落。这三件事，没有一件能靠“等人变少”来完成。

内卷的终结，不是等来一个更少人的未来，而是创造一个有更多路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