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历史上极具影响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明朝开始由盛转衰。

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

土木堡事变发生后，内阁作为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

究竟是为什么发生如此巨大的转折呢？

土木之变发生之前，内阁地位日益提高。

正统初年，实行了专门由内阁批阅奏章的制度，意味内阁可以代皇帝拟定决策。内阁获得票拟权，在法定地位上明显高于其他部门。

原先内阁只能与皇帝进行议政，现在可以与六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门开会。

内阁从一个皇帝的辅政机构，扩展到能够指导多个部门的中枢机构。

与内阁权力的扩大相应，三杨的个人地位也得到提升。他们先后获得“三孤”的尊称，成为皇太子的老师。

三杨的威望和地位提高，更加巩固了内阁在朝中的核心地位。

尽管内阁的权力还受制于皇权，但在这一时期，它已经成为明朝政治核心。

内阁地位的提高，暂时稳定了明初以来中央集权后出现的朝纲涣散的局面。

但随着王振的专权，内阁逐渐被边缘化。

王振原为内府出身，后掌控司礼监，深得英宗宠信。

英宗不仅称他为“先生”，还破例让他与外臣同席。

王振借助皇权支持，权力越来越大，公然违反祖训，把自己比作“翁父”。

面对王振的专权，内阁却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其放肆。

正统初期，太皇太后尚在，三杨执政，内阁还有些许优势。

但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更加猖獗，内阁已无力制衡。

在王振面前，内阁只能退居次位，任其擅政。

正统五年，内阁曾扩充人员，但新进阁臣，如苗衷等，均不如三杨之能。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去世后，三杨失去靠山。

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 正统十年杨溥被架空。

三杨一去，新阁臣非王振之敌，内阁元气大伤。

后进阁臣虽名为辅政，实则权力缺乏。

在没有三杨的情况下，内阁已难制衡王振的权力。

至此，内阁成为空壳，只是名义上的辅政机构，王振成为真正的朝中掌权者。

内阁沦为王振手中的傀儡，已难再发挥应有的作用。

土木堡事变后，王振丧命，但内阁的地位并没有有效提升。

事实上，内阁在许多重大事件中消极懦弱，被迫退避。

面对瓦剌入侵，内阁没有提出有效对策，在讨论南迁问题时更是隐退不言。

在保卫战中，内阁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不能主动作为，也无力调动部队军民。

而于谦取代了内阁该有的义务。

如在南迁问题上，于谦当机立断地反对并驳斥此议，拥立景泰帝也都是于谦在奏疏中提出。

这些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本应由内阁协助决定，但内阁都没有起到作用，全部是于谦定夺。

内阁的弱化也成为这一时期明朝中央集权下的一大危机。

景泰时，内阁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景泰帝优礼于谦而轻视内阁，比如景泰曾亲自为于谦取汁赐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景泰在一场仪式上，故意令内阁大臣捡拾地上的金银，以示轻贱。

显然，于谦已取代内阁，成为景泰倚重的心腹之臣，内阁在景泰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此时，有识之士不再视入阁为荣，反倒认为入阁无益前程。

俞纲和江渊先后被提拔入阁，但都坚决推辞，宁可去边远地方任职，也不愿入阁为政。

他们认为，相较于衰微的内阁，实际掌握大权的兵部更有前景。

破罐子破摔，内阁的操守也发生变化，开始与内臣建立私人关系。

一些阁臣是由内臣举荐进入的，还与内臣交好成为“兄弟”。

内阁的政治中立性遭到破坏，已难再独立运作。

内阁作为辅助皇帝的核心部门已名存实亡，转而成为皇权和内臣势力博弈的工具。

其衰落预示着明朝中央集权机构的全面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