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曾有一支抗日力量，有两员开国上将坐镇，在冀东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暴动，参与起义的人数几乎是初始八路军的4倍。而这支抗日力量便是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的冀东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随后日寇又将魔爪伸入华北。国民党秉承“不抵抗”政策，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导致华北一步步沦入敌手。

鉴于华北如此严重的形势，毛泽东等中央军委成员决定在敌人在东北以及华北的结合部，也就是冀东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联通华北的红军以及东北的抗日联军。毛泽东注意到在冀热边区有名为灵雾山的山地，十分适合进行游击战争。洛川会议期间，毛泽东命令中共冀东地区代表李运昌，率领一支精干力量，在冀东开辟根据地。

1938年5月，随着华北的沦陷，国民党势力的溃散，冀热辽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可以提上日程。当月下旬的一天，敌后河北省委在天津法租界召开华北人民武装支委会总会的第一次会议，确立在冀东开辟新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也做出决定，将第120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一个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担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李钟奇任参谋长。第四纵队辖第11、第12支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共5000余人。这是一支精干而强悍的力量，其中宋时轮、邓华都是新中国资历深厚、赫赫有名的上将。对于冀东暴动，党中央不可谓不重视。

天津会议一个多月后，冀热辽边特委又召开了新的会议，确定计划组织的6个总队编号。同时决定，7月16日为各地统一举行暴动的日期。

我军之所以在冀东发动暴动，其实有很多有利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民间枪械极多，达到20万多支，有人有枪就不愁拉不起队伍。

然而就在这时，日伪侦知了冀东党委的暴动计划，并且预备颁布缴枪令，收缴民间所有的武器。与此同时，日伪军还派出大量侦探，到处捉拿准备发动起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领导人高志远都险些被擒。

日伪军的行动，让冀东党委极度紧张，于是准备提前发动起义。而冀东党委所不知道的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冀东。但是由于缺乏通讯工具，冀东抗日领导人对这关键信息一无所知。如果他们知道有这支主心骨存在，也不至于仓促发动起义。

1938年7月6日晚，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夜，300多名拿着各种武器的抗日战士在滦县港北村打响了冀东暴动的第一枪。负责组织的，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团政委李润民。起义的枪声一响，整个冀东都炸开了锅。

7月7日，李运昌和胡锡奎在北宁铁路以北的迁安县岩口镇组织暴动，建立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二路军司令部和第四总队。7月8日，洪麟阁、杨十三建立了第一路军司令部和第一总队、第二总队；7月9日，王仲华、高志远建立第六总队……

工人、农民、各行各业的群众纷纷走出家门，拿起锤子、斧头、红缨枪、土枪、抬炮涌入了抗日联军的队伍。许多学生、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扛起了枪。一时之间，冀东抗日联军所建立的总队达到48个之多，大大超过了原定的6个总队的编制。冀东人民可被日寇、汉奸坑苦了。

甚至连国民党方面也响应了我军的号召，蓝衣社天津站副站长朱铁军在多地发动起义，建立了有两三万人参加的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第九路军。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参加冀东暴动的人数已经达到20多万人，几乎超过了昔日八路军总数的4倍。就在这时，宋时轮、邓华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恰巧来接应，给了起义军民以有力的支持。

激动抗日联军建立后，20万大军兵分多路，相继攻克乐亭、卢龙、玉田等县城，几乎每天都有收复失地的消息，冀东大部分城镇都得到了光复，北宁铁路被切断，陷入了完全的瘫痪。

其后第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各部队负责人在铁厂会师，并且举行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鉴于冀东抗日联军缺乏军事以及政治训练，因此需要得到整训。因此决定成立冀热辽宁军区，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

就在冀东抗日联军和第四纵队紧锣密鼓地建设新根据地时，日寇的反扑很快就来了。冀东起义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日军主力当时正在武汉鏖战，抽不出手来。夏去秋来，武汉沦陷，日寇终于能抽出兵力反扑了。再加上，冀热辽本就靠近东北，关东军与伪满洲国军的实力十分强大，就像一张巨手，重重地压在我军的头上。

对于日本来说，满蒙地区的稳定是重中之重，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因此日寇对于冀热辽军区的反扑也是空前的。华北日军从武汉调来一个旅团，并将十多万关东军和伪满军布置在长城沿线，对我军形成了步步为营、多路进击的大包围状态。

而此时，我军所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首先，宋时轮、邓华发现灵雾山附近没有人烟，养不活如此之多的部队，因此决定攻占北部的都山。然而在前进过程中，遭到关东军和伪军的顽强抵抗，部队减员严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能打硬仗的老兵。

其次秋收以后，冀东平原的青纱帐已经被砍倒，部队失去了隐蔽的屏障，平原游击战打不起来。

因此，宋时轮和邓华认为，应当将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拉到平西地区整训，留下少数游击队在冀东抗战，待时机成熟再回冀东。其后，宋、邓二人将这个提议告知了聂荣臻。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得知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要西撤的消息，焦急万分，坚决表示反对。八路军总部认为宋时轮和邓华过高估计的了地热你的力量，忽视了自己的有利条件。只要找准方法，八路军一定能在冀东平原站稳脚跟。

几天后，宋时轮、邓华又致电中央，敌人已经兵分七路杀了过来，部队必须紧急西撤。10月8日，中央再次复电宋、邓，指出目前让大部队西撤将面临极多的困难，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能将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

看到“万不得已”的字眼，宋时轮和邓华断定，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日军小林旅团已经非常近了。

对此，李运昌表示不同意，他认为激动抗日联军虽然战斗力不足，但完全可以通过多次短期整训来弥补；敌情虽然严重，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基层抗日政权，通过发动群众来站稳脚跟。有了广大农村的掩护，即使没有青纱帐也能打仗。

为今之计，应该将部队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如果将整个抗联都拉去平西整训，十多万人暴露在平原上，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截击、堵击以及轰炸，势必造成极大的伤亡。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李运昌无疑是正确的，后续的平西大撤退成为了一场悲壮的军事灾难。10月中旬，抗联和四纵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撤。为了减少目标，部队精简一些人员，大约集中了5万人马。

然而刚一出发，问题就暴露了。首先暴动队伍是临时组织的，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期行军；其次，装备、粮食都没有准备足，战士们穿单衣，沿途没有根据地依托，部队走到哪吃到哪，沿途群众难以支应，风餐露宿、又冷又饿。

此外，起义群众大多数第一次离开家门，没有充足的训练，也没有建立坚实的党组织，政治训练不够，因此开始出现了逃散的现象。

就在这时，日伪军发动了全方位立体打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飘着飞机。到了蓟县，战况已经严重到难以收拾的成都，抗联三路副司令陈宇寰牺牲，他率领的三个总队瓦解殆尽。在高里，冀东抗联昌黎支队司令丁万友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

李润民的抗联第五总队被敌军打散，李润民、政治部主任高培之流落到北平，结果被日伪识别逮捕，惨遭杀害。

随后日伪军严密封锁白潮河，李运昌、李楚离的部队总共仅剩六千多人，如果继续西进，必然全军覆没。李运昌当机立断，命令抗联立即返回冀东，保持力量，重新发展。几经辗转，李运昌部终于回到了迁安柳沟峪，他身边仅剩130人

再看高志远部，他们连遭敌人袭击，部队成批地散去，到达平西根据地的已经不足1000人。

经过悲壮的平西大撤退，曾经人数是八路军四、五倍的冀东抗日联军失败了。原本20万人枪，撤回冀东的部队加上原本驻守平西的部队仅剩2000多人，他们在李运昌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游击战争。

冀东暴动的不完美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日伪军确实过于强大，冀东平原的地形也不利于我军作战。同时，部队领导意见的不统一也是造成冀东暴动以及平西大撤退失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