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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的错吗？他的政策真的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吗？或者，这背后其实是叶利钦那看似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推手在起作用？

戈尔巴乔夫上任与改革初探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后，立即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解决苏联面临的长期停滞和效率低下问题。改革的内容包括推行经济自由化、提高企业自主权、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并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生产效率。

政治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性”（格拉斯诺斯特）和“重建”（佩列斯特罗伊卡）的口号。他鼓励公开讨论政府政策和历史问题，放宽对媒体的控制，这在当时的苏联是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试图创建一个更为透明和多元的政治环境。

社会层面的改革包括改善人民的福利和提高生活标准。政府试图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改善公共设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致力于解决长期存在的住房和消费品短缺问题。

尽管这些改革措施意图彻底转变苏联的面貌，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经济自由化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陷入困境，失业率开始上升。企业自主权的提高并没有立刻转化为生产效率的提升，相反，这导致了生产的混乱和管理上的不确定性。市场机制的引入也未能立即解决价格扭曲和供应不足的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

在政治领域，虽然提高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过去被压制的民族主义和地区分裂主义情绪开始公开表达，加剧了苏联的民族问题。政治体制的开放让人们对过去的政策和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威和统治基础。

社会改革中，尽管政府试图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生活水平，但由于经济困难和资源分配不均，改革并未能有效提高大多数民众的生活质量。住房和消费品的短缺问题依旧存在，改善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人民的期待。

冷战背景下的外交新思维

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想改革苏联，西方国家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于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外交策略，旨在通过强调共同的人类价值和安全利益来缓和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这种外交新思维被称为“新思维”外交政策，戈尔巴乔夫通过这一政策试图推动苏联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改善。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主要包括减少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竞赛，推动全球安全合作，并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他还强调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旨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关键领域。这种政策的实施需要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转变，从传统的对抗和防御模式转向更加开放和合作的模式。

1989年，这种外交新思维在马耳他会晤中达到了高潮。在这次会晤中，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老布什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双方讨论了结束冷战的可能性，并探讨了如何通过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这次会晤被视为是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双方表达了结束长期对立的意愿，并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马耳他会晤后，美苏关系经历了显著的改善。美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表示支持，这种支持不仅限于口头上的赞扬，美国还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帮助苏联进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老布什总统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改革对于结束苏联的单一党制和中央集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内，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外交政策也得到了积极的反响。苏联的媒体和公众对于苏美关系的改善持开放态度，许多人希望这种改善能带来苏联内部更广泛的改革。随着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开始转变，从一个被视为对抗的对手变成了可能的合作伙伴。

然而，尽管苏美关系取得了改善，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苏联内部的保守派对于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迅速接近表示担忧，他们担心这种外交策略可能会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安全保障。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与失败

1991年8月19日，苏联正处于一段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解体的威胁日益加剧，国内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也随之加深。在这种背景下，一群保守派领导人，其中包括了苏联的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以及其他几位高级官员，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GKChP）。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宣称是为了维护苏联的统一，阻止国家进一步解体。他们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履行职责，并暂时接管了国家的权力。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封锁了重要政府机构和传媒，实施了宵禁，并派遣军队进驻莫斯科的关键地点，如电视台和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宣布暂停实施所有正在进行的政策改革，并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恢复中央集权控制的命令。这些举措明显显示出委员会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来稳定局势并维持苏联的整体统一。

然而，委员会的行动很快就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叶利钦对这场政变表示坚决反对，并迅速采取行动动员支持，以阻止委员会的计划。8月19日，叶利钦在莫斯科的白宫（俄罗斯政府大楼）前，登上了一辆坦克，向集结在那里的群众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国民和军队不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支持法律和民主过程。

叶利钦的这一行动证明极为有效，他在民众中的支持率较高，许多人响应他的号召走上街头抗议政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尽管委员会试图通过军事和警察力量来镇压抗议，但许多军队和警察部队拒绝对抗示威者，甚至有些部队公开表态支持叶利钦。

经过三天紧张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局势。许多原本支持委员会的政府官员和军队指挥官开始倒戈，加入到叶利钦的阵营中。随着支持的流失和公众抗议的增加，委员会最终在8月22日崩溃，其领导人被逮捕或逃离。

叶利钦的崛起与苏共的解散

在1991年8月22日凌晨2时，随着苏联内部的政治危机日益加剧，鲍里斯·叶利钦决定采取行动结束戈尔巴乔夫的非自愿假期。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被困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中，由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控制，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叶利钦派出的一架专机顺利将戈尔巴乔夫接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踏上归途，心中充满了重新掌握国家权力的期望。

当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时，他发现局势已与他被隔离时大不相同。尽管他期望能够恢复正常的政府运作，但实际的政治环境已被叶利钦及其行动深刻改变。叶利钦通过抵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赢得了广泛的民众和政治力量的支持，其权力和影响力在俄罗斯联邦内急剧上升。

8月23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应叶利钦的邀请，参加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非常会议。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它不仅是为了讨论国家的紧急事务，更是一个关于苏联未来走向的决定性会议。会议上，叶利钦采取了强硬的姿态，他公开宣布“禁止苏联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这一宣言标志着苏联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正式结束。

会议气氛紧张，叶利钦步向演讲台，正式要求戈尔巴乔夫与他一同签署这项历史性的法令。这一要求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既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他不仅要公开与长期执掌的苏联共产党割席，还要支持结束这一政党的存在。在重压之下，戈尔巴乔夫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个人信念正处于岔路口。

最终，在叶利钦的坚持和政治现实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辞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这一职位曾是苏联政治权力的最高象征。更进一步，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标志着这一曾经无比强大的政治机构的终结。

苏联解体的临界点

随着苏联共产党的解散和国内矛盾的不断激化，苏联的政治结构开始急剧瓦解。多年累积的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和政治不满最终推动了这个曾经强大的超级大国向解体的边缘滑落。1991年12月，这一过程达到了顶点，苏联正式宣布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在贝洛韦日森林的猎屋中秘密会晤。他们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实体和国际法主体的终结。这一协议表明，三个加盟共和国同意解散苏联，并在其基础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CIS）。《别洛韦日协议》不仅象征性地宣告了苏联的解体，还为后续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铺平了道路。

《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引发了连锁反应，随后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声明独立。12月21日，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会晤，并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加入了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一宣言确认了加盟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并宣布这些国家将在平等、尊重彼此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

这些快速的政治变动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着重建国家机构、经济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巨大挑战。每个新成立的国家都必须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政府和法律系统，同时解决由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苏联的解体也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冷战的结束标志着美苏长期对峙的消解，全球军事和政治对抗的紧张氛围有所缓和。国际社会迎来了重新调整力量平衡的时期，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接纳这些新独立国家加入世界体系的问题。

参考资料：[1]高放.苏联为何、如何亡党亡国——苏联社会矛盾和叶利钦搞垮苏联的步骤[J].科学社会主义,2002(1):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