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夜色迷离，霓虹浮动的上海滩，繁华背后藏着无数秘密与波涛。灯红酒绿中，李丽总是那最引人注目的一道光。她走进舞厅时，钢琴声都仿佛为她慢下节奏；每当她转身，空气仿佛都凝滞一瞬。 可在1940年的一个秋夜，她没有走进舞厅，而是穿着华丽的旗袍，坐上了去往日本领事馆的轿车。那晚，她随身携带的手包里，不是香水和镜子，而是一份日军调兵路线图——她用了三晚的“陪伴”换来的命根子。 李丽出生于1910年的北京胡同，幼年丧亲，被亲戚带往天津生活。养母是洋行出身，严厉却识才，把她当“贵女”养育：英语、钢琴、礼仪一样不少。只是好景不长，12岁那年养父去世，生活断了支撑，14岁时她被送入山西富商林家做了“童媳”。 她不甘那样活。17岁那年深夜，她攒着从厨房偷来的几枚银元，搭火车逃往上海，从此与过去一刀两断。 在百乐门，她从一名柜台售货员变成了炙手可热的舞女。一口不紧不慢的北京腔，端庄冷艳的外表，让她迅速崭露头角。 那时的“李丽”两个字，不是名字，是名片，是百乐门的“金字招牌”。可没人知道，她每天收工回到家，就会用热水烫洗脚底起泡的地方，然后沉默地望着窗外，一坐就是半夜。 1937年，上海沦陷。舞厅停业，街头多了刺刀和皮靴声。很多舞女改嫁、远走，李丽却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了几个月。再出现时，她已是重庆的一名军统特训队学员。戴笠见她第一面就说：“你的命，注定要往刀口上走。” 训练不容易，密写、电报、伪装，每一样都要过关。李丽从不多问，也从不叫苦。她只是学、记、练，偶尔独自对着镜子，盯着自己熟悉却逐渐陌生的脸。三个月后，她重新回到上海，身份却早已变了。 外界眼中的她依然是纸醉金迷的“舞后”，可实际上，她每天都得在生与死之间走钢丝。松井石根、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都是她的“熟人”。 她在酒杯之间斟酌每一个字，掩盖住心跳的节奏，只为能从只言片语中拼出情报。一次，她在松井家官邸偷出一份兵力部署图，藏在鞋跟，穿着高跟鞋走了五公里，鞋内血肉模糊，她脸上却没改颜色。 “怕死吗？”接头人曾问她。 她淡淡回答：“怕，但更怕一事无成。” 1940年，李丽将日军10艘运兵船的出港时间精确无误地交给军统情报处。一场联合打击行动后，舰队全灭，海上冒起的浓烟像是在为上海受辱的城市洗尘。但她并未因此获奖，也未被歌颂。 抗战胜利后，她被抓，被指控为“汉奸”。关押期间，无数人辱骂她、唾弃她，她却始终不作辩解。一名审讯官问她：“你与多少日本人睡过？”她只平静答道：“只要能换来情报，几个不重要。” 直到军统带着密信和照片出现，才揭开她的真实身份。她获释，但街坊邻里仍用眼神审判她。那年冬天，她静静收拾行李，去了香港，然后又辗转台湾，从此销声匿迹。 “脏和死人比，哪个更让人恶心？”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句话，被一位历史学者引用，称其为“战时女性特工的真实写照”。 2002年，她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下葬那天，风很大，雨也不小。来送她的人不多，都是些老面孔。她的一生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只有那本亲手誊写的回忆录，封面干净得连名字都没有。 有人说，她是妓 女；有人说，她是英雄；有人说，她是疯子；但没人能替她决定该怎么活。“我用身体拯救的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名声。”这是她留在信纸上的一句话。 历史不总是非黑即白。有些人的牺牲，是在看似污秽之中完成的。正如一句古训所言：“杀人者未必恶，救人者未必洁。” 李丽，这个用笑容掩盖锋芒的女人，把自己化成了刀尖，用最柔软的身躯，刺穿敌人的要害。哪怕在世人面前背负一生，她也没回头。 也许，她从来就没打算被理解。她只想，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