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个煤老板，矿里死了人，他看家属太惨，直接赔了十万，还让对外说是病死的，顺便给其他工人一人两百封口费。 老张蹲在小卖部门口的石墩上，烟蒂在脚边堆成小丘。远处的矿口像只瞎眼的巨兽，吞了日头，也吞了他刚凑够的半袋化肥钱——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压在炕席下，那串学费数字红得刺眼。 隔壁寡妇抱着娃坐在地上嚎那天，老张刚把两百块封口费塞进裤兜。婆家亲戚扯着她的胳膊往屋里拖，“十万块呢！他死了正好！”女人的哭声混着娃的尖叫，像针戳在老张耳朵里，扎得他太阳穴突突跳。 李拐子凑过来时，酒气裹着烟味扑了满脸。“老张，你傻啊？”他用脚碾着烟头，火星子溅到老张鞋面上，“干十年不如死一回，你儿子等着这笔钱救命呢！”老张没应声，只觉得口袋里的钞票烫得慌，像揣了块烧红的烙铁。 后来矿上又塌了三次，死了仨。刘老棍躲在墙角抽烟，眯着眼吐烟圈：“不是塌的——是自己炸的矿柱。”老张猛地抬头，看见刘老棍手里的烟卷抖了一下，“有人等不及，点了炮，想抢那十万。” 小军他爹是后半夜敲的门。老汉攥着一沓钱，指节发白，钱上还沾着井下的黑泥。“他们推俺娃……都抢着去死，俺娃没挤过……”老汉的声音像漏风的风箱，老张摸了摸那钱，凉得像冰，冻得他心口发疼。 有人说老板当初是好心，怕家属闹；可这“好心”像块臭肉，引来一群惦记腐尸的苍蝇——人命成了可以掂量的砝码，良知被压在矿渣底下，连空气里都飘着铜臭味。 安全措施早被老板当废纸扔了，他以为钱能摆平一切；却不知当“死赔十万”成了公开的秘密，工人们看彼此的眼神都变了——那不是看工友，是看行走的钞票，是看谁家男人命更“值钱”。 老张把人聚在废弃矿厂时，天刚蒙蒙亮。十几个人蹲成一圈，没人说话，只有风卷着煤灰打在脸上。“要让上面知道，”老张把烟头摁灭在地上，“这钱沾血，花了烂心。” 县里来车队那天，警笛声把麻雀都惊飞了。穿制服的人牵着狗进矿道，记者举着相机追着哭哭啼啼的家属拍。后来电视里说，矿是违规开的，老板跑了，遇难的会赔——这次，没人敢再说“病死的”。 老张儿子申请了助学贷款，老婆去县里餐馆刷盘子。日子还是紧，早上喝稀粥就咸菜，晚上听着隔壁传来的电视声，但晚上睡觉踏实了——不用听见寡妇的哭声，也不用琢磨李拐子那句“死了划算”。 他再路过矿厂时，新刷的白漆标语刺得眼疼：“安全重于泰山”。六个字像六块石头，压在曾经吞人的矿口上，把那些“死赔十万”的梦砸得粉碎。 后来报纸登了老板的照片，在南方小镇被抓的，头发白了一半，穿件破夹克，头低得快塞进脖子里。 那些曾羡慕“死了值十万”的人，现在聚在小卖部，只说：“活着，比啥都强。” 风从矿口吹过来，带着新翻的泥土味，不再是煤灰的呛人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