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赞]晚清有个王爷，大清还没亡，就把71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存进了英国银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信源：百度百科——奕劻）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尚未传到北京，英国《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已让清廷炸开锅：庆亲王奕劻在香港汇丰银行的私人存款，竟高达712万英镑！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朝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多，折合白银一亿两，放到如今足有855亿人民币。 当百姓在苛捐杂税中挣扎求生，当军队因军饷匮乏几近溃散，这位王朝重臣早已将国之命脉化作私人财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怒斥：“奕劻之贪，胜于和珅，他才是大清亡国的真凶！” 谁能想到，这个蛀空王朝的“巨贪”，早年竟是个靠典当度日的远支宗室。1838年出生的奕劻，虽属满洲镶蓝旗，却因是皇族远亲、身处下五旗，日子过得比普通地主还窘迫。 年轻时常要变卖家中旧物维持生计，彼时不少远支宗室已沦落到街头卖艺，奕劻能熬过困局，全凭一套“察言观色”的生存智慧。他没啥真才实学，却练就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权力更迭中，总能精准踩中风口。 慈禧掌权后，奕劻的“钻营术”派上了大用场。他摸清了慈禧的脾气，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外交事务，都死死紧跟慈禧的步调。 早年凭借一手不错的书法给慈禧代笔书信，哄得太后欢心；后来主持总理衙门，打着“懂洋务”的旗号站稳脚跟——晚清宗室中懂洋务者寥寥，奕劻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他被推为军机大臣，1903年升任首席军机大臣，开启了长达九年的“奕劻时代”。权力到手的那一刻，他想的不是振兴社稷，而是如何将职权变现。 庆王府很快成了公开的“卖官交易所”，奕劻专门设立“账房”，给各级官职明码标价。买官者多是暴发户或地痞流氓，他们花重金购得官职后，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横征暴敛。此时的晚清官场早已腐败透顶，监察体系名存实亡，没人能管得了这位“太后亲信”。 若说卖官是“小打小闹”，借外债捞回扣则是赤裸裸的“卖国敛财”。庚子事变后，清朝国库空虚，只能靠向外国银行借款度日，奕劻却把这当成发家良机。 1903年，清廷为修建沪宁铁路向汇丰银行借款325万英镑，实际到账仅200万英镑，其余125万都以“手续费”“咨询费”名义被瓜分，奕劻个人就拿走30万英镑。这些外债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奕劻每一分赃款，都沾着底层民众的血泪。 洋行的“节礼”更是让他的财富雪球越滚越大。担任总理衙门大臣期间，奕劻常与汇丰、德华等外资银行打交道，他为这些银行插手清朝海关、盐税、铁路事务大开方便之门，作为回报，每年春节前，外资银行都会派人带着金银登门“拜年”，单次“节礼”就达数万英镑。 挪用公款则是他的另一大“生财之道”。奕劻每年的俸禄，根本支撑不起他的奢靡生活，于是便将黑手伸向国家工程。从中牟取暴利，与和珅相比，奕劻的贪腐更加肆无忌惮——和珅尚且为朝廷办事，奕劻却纯粹以掏空国家为己任。 早有人试图揭露他的罪行。1904年，御史蒋式瑆上奏弹劾奕劻在汇丰银行藏有巨款，清廷派人调查时，汇丰银行以“客户隐私”为由拒绝配合，结果蒋式瑆反被免职，奕劻则安然无恙。 有慈禧撑腰的他愈发嚣张，直到1911年存款丑闻曝光，全国舆论一片哗然。革命党人借机发声，本就动荡的民心彻底失控，武昌起义的枪声随之打响。 此时的奕劻早已为自己铺好后路。清朝灭亡后，奕劻搬到天津英租界，靠着海外存款安享晚年，1917年以79岁高龄病逝，临终前还沾沾自喜自己“识时务”。 奕劻的712万英镑，从来不是一串简单的数字，而是大清的“死亡通知书”。一个王朝的崩塌，从来不是突然的意外：当掌权者将公权当作私产，当官场沦为敛财工具，当百姓在苛政下无以为生，即便没有武昌起义，也会有其他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望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不已。奕劻靠着搜刮来的财富善终，而无数百姓却在乱世中流离失所。这段往事也留下深刻警示：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外敌入侵，而是内部的腐败。 当权力失去监督，当权贵漠视民生，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分崩离析。奕劻的名字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刻提醒着后人：民心才是国之根本，唯有清正廉洁，方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