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天，湖南益阳的山坳里起了雷雨。 作家周扬撑着伞站在半山腰，裤脚早被泥水打湿。 前面就是吴淑媛的坟，可他脚像灌了铅，怎么也迈不动。 雨点子砸在伞面上噼啪响，他突然转身往山下走，嘴里嘟囔着“路太滑，危险”。 谁都知道，这是他第四十年不敢面对的地方。 故事得从1934年说起。 那年周扬要去上海求学，吴淑媛把陪嫁的金镯子当了，给他凑路费。 临走前他说“很快回来”，她红着眼眶点头，在桂花树下给他塞了包刚炒的南瓜子。 他走后，她守着周家老屋，侍奉公婆，拉扯两个儿子。 闲下来就去后山采青梅，洗干净，撒上甘草粉，一层梅一层糖码进坛子里。 第一坛腌好时，她把坛子擦得锃亮——封纸要选当年的新竹纸，绳结得打双扣，说这样才不会漏气。 她算着暑假他该回来了，每天都去村口望两趟，直到梅子开始泛黄，也没等来熟悉的身影。 第二年春天，她又腌了一坛。 坛底刻了个小小的“二”，想着等他回来，两坛梅子凑够一桌，正好给孩子们解馋。 第三坛、第四坛……一直到第七坛，墙角的坛子从矮到高码成一排，像她数着日子的心跳。 1941年的冬天来得早，她在镇上杂货铺买盐，顺手拿起张旧报纸。 社会版角落有张照片，标题写着“周扬同志与夫人苏灵扬在延安”。 照片上的男人还是她熟悉的眉眼，身边的年轻女人穿着军装，笑得大方。 手里的报纸“啪嗒”掉在地上，她蹲下去捡，手指抖得捏不住纸边。 那天回家，她就病倒了。 躺在床上，她总念叨“周扬怎么还不回来”，有时清醒了，就去摸墙角的坛子，摸到第七个时，眼泪会顺着眼角流进枕头。 三十五岁那年开春，她没挺过去。 弥留之际，大儿子趴在床边说“妈，我去上海找爸爸”，她摇摇头，气若游丝：“别去，他忙。” 她走后，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公婆把那七坛梅子扛到镇上当铺，掌柜的嫌梅汁渗了坛底，给的钱还不够买副棺材。 消息传到延安时，周扬正在写文章。 通讯员说完情况，他手里的笔在纸上洇开个墨团。 他把自己锁在窑洞里一天一夜，出来时眼睛红得像兔子，对劝他回乡的人摆摆手：“革命工作要紧。” 这一“要紧”，就把那座坟搁了四十年。 八十年代他再回益阳，车子停在老屋村口，他盯着后山看了半小时，就是不肯下车。 随行的人说“去看看吧，都这么多年了”，他才撑着伞往山上走。 走到半路，雨突然大了，山泥混着雨水往下滑，他脚下一趔，顺势转身：“太危险，下次再说。” 下次？哪还有下次。 晚年他住在北京医院，儿子周艾若才敢慢慢讲起那些坛子的事。 “第一坛，妈收在床底下，说等你暑假回来吃；第二坛，她换了新封纸，说冬天路滑，开春总能到；第七坛腌好那年，她把坛口擦了又擦，说凑够七坛，你就该回来了……” 周扬听完，抱着儿子的肩膀哭，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只会说“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她”。 他让家人把当年那沓浅绿色信纸找出来，放在枕头边。 纸都脆了，上面的字迹却还清晰：“淑媛吾爱，见字如面……” 他摸着那些字，一摸就是半夜，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七年的梅香，从岁月里摸回来。 后来叶梦把这事写成《七坛甘草梅》，有人说吴淑媛傻。 守着一句空话等七年，值吗？ 可那个年代的女人，没工作没收入，离了夫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 她不是不想走，是没路可走。 也有人说，周扬是为了革命，身不由己。 可再大的理想，也不该让一个女人用一辈子去等一句解释。 哪怕写封信，说句“回不来了”，她或许就能把坛子收起来，找点别的活计，不至于在贫病里熬干最后一口气。 现在想想，那七坛梅子，哪是腌给丈夫的。 是腌给岁月的，腌给那个“很快回来”的谎言的，腌给一个女人在旧时代里，无处安放的盼头的。 前两年我去益阳采风，当地老人说，山坳里的梅子树还在。 春天开花时白茫茫一片，风一吹，像下了场香雪。 只是再没人腌甘草梅了。 谁还会为一句没影的承诺，守着七个空坛子呢？ 可话又说回来—— 我们现在不用守着坛子等了，可心里的“坛子”，是不是也常常空着？ 等一个升职，等一句道歉，等一个永远不会回头的人。 等的时候，总以为只要够执着，就能等来想要的结果。 却忘了问自己：这坛“梅子”，到底是为别人腌的，还是为自己？ 周扬晚年总对着那沓信纸发呆，护士说他常念叨“要是那年夏天回去了……” 可人生哪有那么多“要是”。 雨停了，山坳里的风带着梅香，轻轻吹过那座孤坟。 好像在说，算了。 又好像在问，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