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名外国婴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出生。可他的父母因为急着要回国，直接把他丢在了医院。结果，这个“洋孩”不仅在中国健康长大，还成了知名地质学家，他总说：“我是中国人，我叫李忆祖。” 抗战烽火未熄的年代，被遗弃的金发婴儿在山东乡下的土炕上睁开眼，养母赵秀珍用粗粮面糊喂他长大。回北京后，黄头发成了“异类”的标签，胡同里“洋鬼子”的叫喊声像石子砸在他心上，每次哭着跑回家，母亲粗糙的手掌总会抚过他的头发——那力度，轻得像怕碰碎什么，又重得像要把“根”按进这片土地。 童年躲在灶台后看母亲纳鞋底时，他常盯着柴火发呆：“我是谁？”直到高中礼堂里，“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拖着伤残的腿讲兵工故事，他攥紧拳头，在日记本写下“为社会走出去”，那本1953年版《把一切献给党》被他翻得书脊开裂，至今夹着当年的电影票根。 1962年大学毕业，留京名额放在面前时，他却在志愿表“去向”栏写下“新疆”。那时的年轻人，心中都燃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火——他并非孤例，同专业330名毕业生里，70多个名字挤在申请报告上，钢笔字迹洇着墨痕。 进了156勘探队，每年4月背着仪器进天山，9月踩着初雪回来。没路的山就骑骆驼，矿坑哑炮就爬进去查，阿尔金山高烧40度时，他攥着同事的手往4000米检测点挪，雪粒打在脸上像小石子。有人说他“拼命”，他只拍着地质锤笑：“山里的石头比人实在，你对它真，它就给你真东西。” 野外跑了22年，调去子弟学校教物理时，同事捏把汗：干勘探的能拿粉笔？他把磁铁、发电机搬进教室，用两个纸盒做的“磁悬浮”模型转得学生眼睛发亮，讲稿写了80万字，堆满书柜第三层。1981年入党那天，他在日记里画了个小小的中国地图，新疆那块用红笔涂得最厚。 央视“地理中国”请他当顾问时，他已73岁，跟着摄制组重走天山，膝盖在碎石路上磨出积液，回来拄着拐杖整理照片，数万张新疆风光里，每一张都标着经纬度。有人问他找不找亲生父母，他指着相册里养母的黑白照片：“生我的是偶然，养我的是必然——这土地，这母亲，早把‘中国’刻进我骨头里了。” 如今80多岁的他，在60平米老房里做音乐相册，屏幕上雪山、草原、矿坑交替闪现，配文是那句说了一辈子的话：“我是有外国血统的中国人，心永远在这儿。”窗外的阳光落在相册封面上，“中国心”三个字，被岁月磨得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