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5岁的郝天护从上海交大到新疆兵团农学院，戈壁滩的风沙卷着沙砾打在脸上，疼得像小刀子割。 他被分到农田小组，白天推车运种子，傍晚蹲在渠边清点锄头镰刀，夜里就着煤油灯读《弹性力学》——那盏铁皮灯总在桌边投下昏黄的圈，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书架是块捡来的木板，钉在土墙上，上海捎来的书脊都磨白了。 1964年1月19日，邮递员甩着绿挎包走进宿舍，扔给他一本《力学学报》。 郝天护蹲在门口就翻，翻到钱学森那篇土动力学论文时，手指突然停住——方程里的边界条件，怎么看怎么不对。 他摸出草稿纸，趴在吱呀作响的木板桌上算。 第一遍结果跟论文对不上，他把烟盒拆开当草稿，铅笔尖戳破了纸；第二遍调整变量，误差还是有，煤油灯添了三次油，灯芯结了层黑疙瘩；第三遍用坐标纸画示意图，把每个点位标得密密麻麻，直到第三天凌晨，才确定是边界设置漏了个关键参数。 同事们听说他要给钱学森写信，蹲在墙根底下笑：“人家搞导弹的大专家，哪有空理你个种地的？” 有人还劝：“别自不量力，小心得罪人。” 郝天护没说话，把信折成小方块，贴了张八分钱邮票，塞进了邮局那个掉漆的绿色邮筒。 谁也没想到，那封信穿过三千公里风沙，到了北京钱学森的桌上。 秘书说“新疆来的信”，正在处理导弹数据的钱学森愣了愣，拿起信就拆——他后来在回信里说，看到新疆邮戳，就想起当年在戈壁搞试验的日子。 那天夜里，钱学森从十点忙到凌晨两点，对着论文复本一步步算，算到郝天护指出的地方，突然拍了下桌子：“还真是我粗心了！” 三天后，郝天护收到北京来信，信封沉甸甸的，拆开是两页纸，开头连用了五个“您”：“郝天护同志您提的问题很重要，您的推导是对的，您发现的疏漏我确实没考虑到，您的严谨值得学习，您若愿意，可整理成文投稿。” 宿舍里的知青挤着看信，有人咂嘴：“五个‘您’啊，这待遇，比教授还高！” 郝天护把信夹进日记，白天揣在兜里，干活歇脚时就摸出来看看，纸角很快磨得起了毛。 他按钱学森的建议写了篇七百字短文，寄给《力学学报》。 稿子在编辑部放了两年，1966年3月，钱学森亲自打电话问进展，文章才得以发表——只是编辑把文末那句“感谢钱学森先生指导”删掉了。 后来有次骆驼队遇上沙尘暴，驮的书散了一地，郝天护追着风沙跑了二十里，把那本《弹性力学》捡回来时，书页里还夹着半片干枯的骆驼刺。 1978年高考恢复，38岁的郝天护揣着那封信走进考场，面试抽中土力学题，他在黑板上推导方程，粉笔末簌簌往下掉，监考老师都看呆了。 考上清华研究生后，他去美国留学，行李箱底压着那封回信，到了学校，每天早起泡实验室，测土壤模型时总想起新疆戈壁的土——一样的干硬，却能长出不一样的东西。 1995年他当选纽约科学院院士，同事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两页泛黄的信，指给人家看那五个“您”：“你看，真正的大家，从来不怕承认错误；而普通人的认真，只要敢说出来，就有可能被看见。” 当年嘲笑他的知青里，有人后来当了副县长，聚会时总拍着郝天护的肩膀感慨：“那会儿以为你是书呆子，蹲在煤油灯底下算那些玩意儿有啥用？谁知道你真能跟钱学森通信。” 郝天护只是笑，手指摩挲着那本磨白了书脊的《弹性力学》——戈壁的风沙没吹走他的笔，专家的回信，却照亮了他往后的路。 如果那天他听了同事的劝，没把信寄出去呢？ 或许他现在还是兵团里一个普通的老农，在渠边清点锄头时，偶尔会想起年轻时那盏煤油灯，和灯旁没算完的草稿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