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北，白色恐怖像闷夏的雷，压得人喘不过气。 陈宝仓将军倒在马场町刑场那天，六月的太阳正毒，血腥味混着腐烂的气息在空气里发酵——台湾当局下了死命令，政治犯的遗体，谁碰谁遭殃。 陈将军的女儿陈禹方攥着衣角在巷口打转，特务的皮鞋声从街那头传来，每一声都像踩在她心上。 这时两个身影从暗处走出来，是唐辉麟和陈克敏，两个国民党小军官，军衔不高，腰杆却挺得笔直。 “将军不能就这么扔着。”唐辉麟抹了把汗，六月的热气裹着尸臭往鼻子里钻，他和陈克敏在横七竖八的遗体里翻，终于在角落摸到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还有右眼那个空着的眼眶。 骨灰装在巴掌大的木盒里，陈禹方把它塞进同学殷晓霞手里时，手指抖得像秋风里的叶。 “晓霞，只有你能帮我了。”17岁的殷晓霞正对着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简章出神，蓝布旗袍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她抬头看陈禹方，对方眼里的光比招生简章上的钢笔字还亮。 她想起先生在课堂上讲过的淞沪会战，陈将军带着部队死守阵地，右眼被子弹打穿时还在喊“不退”，血顺着黑布往下滴，在战壕里洇出小小的红梅花。 “我去。”殷晓霞把招生简章折成小方块塞进兜里，木盒用油布裹了三层，棱角硌得手心发疼。 基隆港的客轮鸣笛时，她把盒子藏进行李箱夹层，像藏着一块烧红的炭。 船到香港，港英警察的手电筒像毒蛇一样扫过甲板，“入港证”三个字像石头砸在她脚边——她根本没有。 船要掉头回台湾的刹那，殷晓霞突然打开行李箱，把衣服、书本、母亲绣的手帕全扔进海里，只剩胸前那个用绳子绑紧的木盒。 她爬上船舷，夜风灌进宽大的学生制服，像要把人吹成纸片。 海水是冷的，像无数根针扎进骨头，木盒在胸前沉甸甸的，拖着她往下沉。 呛第一口水时，她想起陈禹方说的“我爸最怕漂泊”；呛第二口时，先生讲的“家国”两个字在脑子里晃；等她抓住岸边的礁石，指甲缝里全是沙和血，嘴里只剩下咸。 接应的人找到她时，她浑身湿透，嘴唇发紫，却死死盯着怀里的盒子：“没……没丢。” 后来有人说她傻，一个学生娃逞什么能？可那个年代的孩子，心里都有杆秤——先生在黑板上写“义”，母亲在灯下缝补时说“知恩”，这些话不是课本上的字，是刻在骨头里的秤砣，称得出什么该舍，什么必须扛。 1953年清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柏树下，周恩来总理的悼词里没提那个跳海的女孩。 再后来，上海纺织厂多了个叫陈霞的女工，梳着齐耳短发，在机器轰鸣声里过了一辈子。 2015年，85岁的她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说起那个六月的夜晚，突然笑了：“那天的海水真冷啊……但我知道，他回家了。” 现在网上还有人在问，殷晓霞后来怎么样了？ 或许她就住在某个老弄堂里，晒被子时会看看天，就像当年在基隆港看那片漆黑的海——普通人的勇敢，从来都不是要被记住，而是在做的那一刻，就觉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