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孙中山向发妻卢慕贞提出离 婚。48岁的卢慕贞不哭不闹，只回复了一个字：“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字，孙中山敬重她一生。   这轻描淡写的笔触落下时，距离她十八岁那年坐着大红花轿嫁入翠亨村孙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一年，很多人只把她看作被时代车轮碾过的小脚女人，是孙中山传奇人生中一段模糊的背景板，却鲜少有人读懂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传统女性，骨子里有着怎样的韧劲与格局。   这是一场错位的结合，1884年，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受满旧式礼教熏陶的卢慕贞嫁给了接受英式教育的孙中山，新婚燕尔不过三月，丈夫便远赴香港学医，此后的岁月里，两人之间横亘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新旧两个世界的鸿沟。   她不懂什么是民主共和，只知道公婆需要侍奉，丈夫的后方需要安稳，但卢慕贞并非只是唯唯诺诺的旧式主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清廷的抓捕令直逼孙家老小，正是这个裹着小脚的女人，在极度惊恐中生出孤勇，她变卖家产贿赂前来搜查的官差。   为家人争取了宝贵的逃亡时间，随即拖家带口，护送着婆婆和嫂子，领着年幼的子女，一路颠沛流离逃往檀香山投奔大伯哥，在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她是孙中山最稳固的大后方，让他无后顾之忧。   哪怕是在情感最稀薄的日子里，她也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丈夫，曾有乡邻不解她为何不留在做了大官的丈夫身边，她只是摇头苦笑说做不来，她清楚自己的局限，在辛亥革命胜利、丈夫成为临时大总统后，这种不适感达到了顶峰。   各种社交场合让她无所适从，那些觥筹交错的新式外交，比操持一大家子的柴米油盐更让她力不从心，为了丈夫的“救国大业”，她甚至曾写信主动劝说丈夫纳一房有新思想的妾室，这是她那个世界里能想到的最“贤惠”的解决方案。   然而，她等来的不是纳妾的通知，而是一封要求离婚的家书，孙中山爱上了信奉一夫一妻制的宋庆龄，想要结合，必须先清理旧式婚姻，那一刻，卢慕贞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翻涌，看着墙上丈夫的画像，她或许想起了1888年公公病重时。   两人在床前侍奉汤药的那段短暂而温情的时光，那是她记忆中少有的、觉得自己被丈夫需要的时刻，但她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追赶丈夫的步伐，面对前来传信的人，她细细询问了那位宋小姐的情况，一边听一边若有所思。   如果是普通女子，此刻怕早已是哭天抢地，控诉陈世美的无情，但卢慕贞展现出了惊人的决绝与气度，她拿起笔，在信末写下那个大大的“可”字，对旁人说道：“夫君是做大事的人，既然我帮不了他，为何不成全”。   离婚后的卢慕贞选择了隐居澳门，她并未如旁人揣测的那样幽怨度日，反而活出了另一种通透，她严厉叮嘱儿子孙科，不仅不要记恨，反而要与后母宋庆龄和睦相处，切勿生事，这种胸襟，寻常男子亦难企及。   在澳门的岁月里，她深居简出，以此减少自己身份对前夫的影响，但她的心从未远离过那个曾经的家和国家，每逢战事吃紧，她总是不遗余力，抗战爆发后，这位并未读过几句圣贤书的老妇人，主动将孙中山的遗物安全转移，在局势最胶着时。   更是拿出了多年积蓄的私房钱，甚至想要变卖房产生意，只为给前线将士提供援助，她或许不懂什么高深的革命理论，但她懂得“爱”的另一种高级形式，放手，在人生的后半场，她不再是谁的妻子，却依然是那个深明大义的卢慕贞。   她用沉默的退出和默默的支援，在他身后站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丰碑，那个留在信纸上的“可”字，不是认命，而是一个旧时代女性，对新时代最深情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