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群特殊的“海外务工”女性正在默默支撑着国家的“富国强兵”梦。1890年9月，15岁的川崎芳子从熊本县登上一艘驶往婆罗洲的船，同行的300名少女都被告知是去南洋的工厂做“女工”。 但当一个多月后轮船抵达目的地，迎接她们的却不是机器轰鸣的工厂，而是一排排令人窒息的妓所。这些女孩上岸后便被强行关押，从此开始了“南洋姐”的悲惨生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幕在日本各地港口频繁上演。当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圈地运动或殖民扩张完成原始积累时，资源匮乏的日本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将年轻女性作为国家创收工具，有组织地输出到海外卖淫换取外汇。 这些被称为“南洋姐”或“唐行小姐”的女性，用血肉之躯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了第一桶金。 明治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可谓软硬兼施。他们首先颁布《卖淫女取缔令》，表面打击非法卖淫，实则只允许政府控制的“公娼馆”合法运营。 主流媒体配合宣传，列出输出女性较多的村庄“光荣榜”，将赚取外汇多的“南洋姐”照片放在醒目位置。归国的南洋姐被塑造成全民偶像，在乡里巡回演讲传授“经验”。 对于那些不愿“自愿献身”的女性，政府则采取了更直接的手段。政府和军方打出“海外务工”的幌子招募适龄少女，许多贫困家庭女孩信以为真。在途中她们就被强暴，随后被军方统一管理，反抗者遭到毒打甚至杀害。 南洋姐的足迹遍布全球，北至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南至东南亚，西至印度和非洲。新加坡是日本妓女最集中的地方，这也是“南洋姐”名称的由来。 据官方统计，仅1908年南洋姐总数就达30791人，而有学者估计总人数可能高达30万。在辽东半岛，日本娼妓人数占当地日本人总数的54.3%。 这些女性为日本带来了惊人的外汇收入。明治33年（1900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日本人往国内汇款约百万元，其中63万元来自南洋姐。 从岛原几个村子渡航的女性，一年就向家乡汇款1.2万多元，全岛原30个村子合计突破30万元。这些资金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支持，特别是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备战提供了重要财源。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政府开始觉得南洋姐“有损国格”，于是出台限制政策。1919年日本正式“废娼”，妓院老板们纷纷关店回国，而那些为国家赚取外汇的女性却遭到无情抛弃。 她们大多染病在身，又不懂当地语言，无法正常谋生。许多人病死在异国他乡，即使回到祖国也被社会唾弃，只能在绝望中度过余生。 历史的车轮滚向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变本加厉地利用女性身体服务国家目标。日俄战争后，日军内部性病泛滥问题引起关注。1917年出兵西伯利亚时，日军官兵染性病人数比战死的还多，严重影响了战斗力。这促使日本在军中建立“慰安”制度，由部队直接管理慰安妇以减少性病。 打着“后方支援”的旗号，日本政府开始在本土征集慰安妇。一些被所谓“爱国主义”麻痹头脑的女人为了“国家、理想”奔向战场，被政府称为“军国之妻”。中村英子这样的女性在丈夫阵亡后，不仅没有厌恶战争，反而带着女儿一起要求当慰安妇，成为日本军方推崇的榜样。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继续将女性作为外交工具。为应对美国占领军，日本内阁紧急批准5000万日元建立“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AA）。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通告，要求警务部门协助建立慰安所。 RAA协会在报上刊登虚假广告：“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战后的日本民生凋敝，大量女性为生计应聘，却发现工作竟是出卖肉体。 一名幸存者回忆：“没日没夜，美国兵们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最高的一天她接客55人。 这些服务的价格不菲，一次100日元相当于日本人均月工资的两倍。但大部分收入流入国家腰包，慰安妇只得微薄分成。更讽刺的是，日本领导阶层一边推销“爱国卖春”，一边下令严密保护皇族、华族和财阀们的妻女。 这种国家认可的卖淫活动最终因性病泛滥而被迫停止。在RAA运行短短几个月后，四分之一的美军感染了性病。美联社记者披露内情引发美国舆论哗然，麦克阿瑟于1946年3月下令禁止美军光顾这些设施。5.5万慰安女带着一身伤病被赶到大街上，再次被政府抛弃。 从南洋姐到慰安妇，再到战后特殊慰安员，日本女性一次次被国家利用又一次次被抛弃。她们用身体换来的外汇变成了军舰大炮，而自己却成为“国家耻辱”被社会遗忘。这种将女性身体工具化的做法，至今仍是日本历史上最阴暗的篇章之一。